【特稿】港式比例代表制的實際影響(中)

2016-07-27 18:46:13
張心怡

香港輕新聞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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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2016選戰揭幕,建制、泛民、本土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今年年初的新東補選,本土派梁天琦一站成名,雖最終落敗,但以政治素人之姿豪奪6萬選票,令人咋舌。常有評論指,在當前的選舉制度下,建制、泛民、本土三分天下未嘗不可能出現。上文已經詳解何謂「港式比例代表制」,但這種制度究竟如何影響香港政治生態?

影響1 當選門檻低 政治光譜細化兼極端化

正如上文所說,採用「黑爾法」+比例代表制的香港立法會選舉,當選門檻偏低。而近年隨著人口變化,若選區的議席增多,當選所應獲得的選票就更會低。如1998年的九龍西只有三個議席,但得票率高達19.25%的馮檢基依然落選,而時至2012年,范國威卻以6.16%的得票率,取得新界東九席中的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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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選門檻偏低有利於從前也許永遠沒有機會走到「台前」的「激進路線」。第五屆立會(2012-2016)內,已有4位公認「激進派」的議員,佔直選議席超過一成。而在今次選舉中,他們也將面臨更加激進的本土派的阻擊。

但其中原因為何?因為在「港式比例代表制」下,參選人要爭取的可能只是一成選民。縱然大多數人對持某中政見的參選者有保留,甚至抗拒,也無礙他當選。各參選人明白,自己只需要突出政綱中的某一點,抓住某一個群體的需求,便可取得席位。

不單是激進民主派,甚至是「愛字頭」政團,都一樣有機會取得議席,高達斌、李偲嫣等知名藍絲亦已報名參選今次立法會選舉。同時,這也就解釋了為何以「自決」為政綱的各個新興政團,拼命強調自己與其他政團細微的區別(如「青年新政」強調他們倡議2021年便舉行公投,而「香港眾志」的公投日在2047年)。

因為比例代表制很大程度上,會鼓勵激進黨派勢力的產生,並為其提供生存空間,在實施比例代表制歷史更為悠久的歐洲,已提出「當選門檻」的要求,低於某一界限的名單便無法單選,如德國國會和聯邦州議會設立5%的政黨得票門檻限制。(此招高過「確認書」~)

影響2 名單分拆 政黨分裂

另一方面,在採用「黑爾法」的香港,擁有「明星」參選人更多的政黨,傾向於分拆名單,因為兩位高支持度的參選人合組名單的話極可能「爆飛」,卻不足以送名單第二位入立法會,導致「浪費民意」。2012年選舉時,在港島區推出「陳家洛+陳淑莊」、新界西「郭嘉麒+余若薇名單」的公民黨冒險將支持度更高的參選人排至各張名單第二位,但最終告敗。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公民黨今次的出選名單就保守得多。

而是次選舉中的新界西,得益於「郭余」組合吸走大量泛民票,分拆名單得當的建制就破天荒取得大勝,梁志祥、麥美娟、陳恆鑌獲得的正是該區的「最後三席」,而民主黨的李永達選票大量流向「郭余」,以微弱劣勢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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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分拆名單亦可能造成選票攤薄,兩張名單一同落選。所以當某參選人的所屬政黨不同意分拆名單,該參選者或許會選擇拉埋大隊,以獨立身份參選,上演如民建聯的「砍樹」風波,所幸tree根最終「回心轉意」,甘願當張國鈞「背後的男人」。但成立不足一年、標榜走「中間路線」的新思維,卻面臨不獲黨推薦參選的副主席廖添誠退黨,以獨立身份參選新東。

總的來說,雖然建制派可以在當前的選舉制度下,取得更多席位,但其陣營內部卻愈加分裂,如早期工聯會從民建聯內分裂出來,自由黨內走出來的經民聯,到近期的獨立建制人士如謝偉俊,以專業形象拓寬建制的光譜,令陣營內出現「離散現象」。而泛民派更無需多言,民主黨內分離出來的新同盟、新思維,公民黨前成員湯家驊創建的民主思路,人力、社民連的分分合合,以及近期大幅拓寬非建制光譜的本土派。

影響3 參選人激 選民更激 形成「正回饋循環」

除了立會生態及政黨格局,比例代表制對社會整體的政治氛圍亦有極大影響。香港年長市民想必有這樣一種感官影響,現在的後生仔要比自己年輕的時候激進得多,這不僅是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造成,比例代表制變相「扶持」激進勢力,亦會對選民的行為模式造成影響。

試想在實施簡單多數制的美國(香港1995年的立法會選舉亦曾採取該選舉制度,詳細內容下文再表),兩黨對決,參選人所得選票過半才能獲得席位,因此都要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政見就要相對來說更為溫和,那麼「少數派選民」要么認為自己的一票不能產生作用,不出來投票,要么被「洗腦」,認為自己的立場與大眾相左,因此逐漸改變立場,變身為「多數派選民」。

而在比例代表制下,「少數派選民」有自己的意中人作為候選人,投票意欲自然大幅上升,當「拉布」、「點人數」無法奏效後,把「衝擊主席台」送入立會,其後又發現原來「踢篋」更有效,跟住「掟磚」隨之而來。越來越激進的抗爭手法接踵而來,「少數派選民」投票意欲更強,激進立場的候選人更受鼓舞,由此造成「正回饋循環」。

此外,比例代表制在政府施政方面亦有較大影響。議會內部路線分散,政府想通過某一議案,需要「過五關斬六將」,協調並納入更多勢力的意見,直接導致政府議案在議會內通過的難度大增,行政立法關係越見不協調。加上港府的最高行政長官——特首不可有政黨背景,沒有政黨作背後支持,推動立法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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