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袁彌昌﹕管治聯盟及其異化才是最深層次矛盾

2020-01-21 13:34:41
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1月21日於《明報》撰文,回應周永新教授日前關於政務官管治衰敗的觀點。袁彌昌認為,管治衰敗並非最深的深層次問題,而管治聯盟及其異化才是最深層次矛盾;回歸後卻將商界精英變成特區管治階級,令商界利益控制政治架構,過去政府能夠凌駕於各種利益集團的能力已大為削弱;造成政府——社會關係崩潰,令社會陷入對政府和一國兩制的長期信心危機。

官商關係的應對方式不同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1月21日於《明報》撰文,回應周永新教授日前關於「政務官管治衰敗是最深層次矛盾」的觀點文章。袁彌昌引述顧汝德(Leo Goodstadt)的《官商同謀》及呂大樂的《香港模式》表示,官商關係與政府的管治效能息息相關,而特別是港英與北京對此的做法截然不同,更是發人深省。袁彌昌引述顧汝德所言,殖民統治之所以能維持至20世紀結束,因在於「能限制商界精英透過特權巧取豪奪,並設法說服群眾相信,政府會在公眾和個人利益之間維持平衡」,「英國雖然給予精英不少名望和個人特權,但真正的政治權力卻很少,堅持商界只能是政府的附庸(直到港英時代後期才告失守)」。

至20世紀後半葉,「港英政府在處理商界利益和社會福祉的衝突上,更展現出心靈手巧的手腕」,將自由放任政策轉化為「積極不干預」的意識形態武器和官商關係的論述,成為管理公眾資源時的一套類似倫理的標準,令「積極不干預」成為殖民統治底下,沒有民主的環境裡,市民可接受的政商關係和社會契約。

商界變成特區的管治階級

袁彌昌指,「北京在部署回歸時為了安撫和拉攏資產階級,給予了他們莫大的政治權力,同時北京視香港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城市,實行商人治港,使得一國兩制的設計雖是旨在『維持現狀』,但實質上其根本設置已遭到嚴重竄改」;「回歸後卻將商界精英變成特區管治階級,令商界利益控制了政治架構,過去政府能夠凌駕於各種利益集團的能力已大大削弱,商業利益和公眾福祉之間的衝突變得愈加激烈——這無疑是一國兩制設計中的最大敗筆」。

袁彌昌認為,回歸後行政主導的願望落空的情况下,「不是不明白在當時,建立管治聯盟也算是合乎邏輯的決定,只是後來成效不彰、副作用逐漸浮現的時候,中央及香港有關方面好應懸崖勒馬、重新檢討,而非貿然的不斷加注(doubledown),令事情無法回頭」。管治聯盟令本來已不簡單的官商關係變得更加複雜,而在政府與商界之上,再加上建制派。「這群缺乏凝聚力、有效組織及共同理念的人,唯一可以連繫他們的只有權力和利益,所以中央也只好以權力和利益將他們綑綁在一起,形成一個盤根交錯的龐大『攞正牌』利益與寡頭集團」。

強化管治聯盟如飲鴆止渴

袁彌昌表示,另一個重要的事態發展為中聯辦逐步介入香港管治,在2003年50萬人上街之後,「開始醞釀在香港建立第二支管治團隊」;「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央加強統戰商界,變相促成了地產霸權,同時令管治聯盟淪為服務少數既得利益者以及為自己牟利的利益集團和特權階級,逐漸成為公眾眼中的政商霸權,衍生出金權政治、寡頭政治、裙帶資本主義等種種流弊,令市民怨聲載道」。當2014年香港裙帶資本主義指數中全球排名第一的時候,其實已為香港的結構性官商勾結及政經不平等狀况,敲響重大警號。

隨着中央在2014年提出「全面管治權」,袁彌昌認為,「中聯辦與建制中的強硬派經常自行解讀與放大中央的路線與政策,來增強自己的立場,逼令政府、建制派和商界跟隨,同時也屢次藉與國家安全有關的事態,藉中央的表態來為自己背書,有間接操控與騎劫中央之嫌」;「2017年林鄭月娥上台,終於成功建構了一個集政府、商界、建制派、中聯辦,且有中央參與的管治聯盟」,導致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對立統一的崩潰,「造成政府——社會關係崩潰,令社會陷入對政府和一國兩制的長期信心危機」。

袁彌昌指,「強化管治聯盟無異是飲鴆止渴,先後造成了商界和中聯辦坐大,直接將管治聯盟及其支持者以外的人推向對立面,卻無助落實行政主導與一國兩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個管治聯盟竟能夠令中央的『收風系統』全面失效,造成實質意義上的信息崩潰(information breakdown)」,直至反修例風波爆發和區議會選舉大敗;「一國兩制今後能否行穩致遠,就看中央能否對這系統性深層次矛盾作出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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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於 多方觀點
By 2020-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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