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現屆政府上台已將近半年，在對華政策方面卻一直未能提出任何新的指導方向。作為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半年以來華盛頓在處理中美關係上大體仍延續上屆政府的方針：在貿易上未有對上屆政府與華簽訂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作任何調整，並且持續在外交上以人權議題向中方施壓；在軍事上，則對中國周邊製造緊張氛圍，包括持續派軍艦通過台灣海峽及在南海實施演習、派軍機抵近中國東南沿岸偵察等。

但在最近幾個月，華府在兩國關係中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頻頻出牌，欲進一步加強與台灣的官方往來。6月初，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告訴眾議院，拜登政府正在推進與台灣的貿易談判。6月6日，民主、共和兩黨三名參議員乘座軍用運輸機訪問台灣，出訪後還聯合發表了一份聲明，指參議院兩黨代表團訪台再次證明了美國對台灣的持續承諾。有西方媒體有分析認為，美國這次舉動是要表達美國協防台灣的承諾。

其實早在拜登接任總統之前，在去年年底，從美國媒體、專業雜誌的報道及評論文章中，亦不難發現華盛頓的精英圈內，已對是否應該改變其長期奉行的對台「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政策展開討論。

「戰略模糊」如何令兩岸維持分裂？

美國的所謂對台「戰略模糊」，從未有見諸於任何公開的政策文件，而是以歷來在兩岸問題上採取的外交政策、軍事部置等行動來顯示美國在此一問題上的戰略不確定性，以此來威懾兩岸不作出改變分裂現狀的行動。狹義來講，就是從不說明若海峽兩岸發生衝突時，美國會採取什麼樣的應對行動，即從不說明一旦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是否會以武力介入。

隨著時間的推移，「戰略模糊」的內涵其實也在不斷調整。

有台灣學者認為，美國首次在兩岸問題上採「戰略模糊」可追溯至1954年，解放軍開始清剿仍由國軍佔據的東南沿海島嶼。當年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國務卿杜勒斯認為，如果明確承諾防衛這些「外島」，將會使蔣介石有所憑藉而升高攻擊大陸的可能性，若明確表明不防衛「外島」，無異告知北京攻擊「外島」時不必擔心美國的干預。所以美國最終對這些「外島」不公開承諾防衛，也不公開表明放棄，由不確定性來達到嚇阻北京進一步攻佔「外島」的行動。

美國在1954年與台北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以及1955年的《台海決議案》，都沒有將金門、馬祖兩島納入其中。

韓戰結束後，解放軍於1954年制定東南沿海作戰方針，決定自浙江沿海逐次向南作戰，清剿仍被國軍佔據的島嶼，務求於1957年年底之前全部解放浙閩沿海島嶼，為全面解放台灣作準備。（網絡圖片）

1979年華府與北京正式建交，在三個聯合公報中，美國雖然承認（Acknowledge）「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建交公報》中進一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讚賞北京「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不過華府卻一直保留與台灣的非官方往來以及繼續對台售武來維持兩岸平衡，令到大陸難以統一台灣。從某種意義來說，此亦為一種政治與外交層面的「戰略模糊」。

但美國要維持對台的「戰略模糊」也需要有一定基礎，就是當兩岸任何一方採取改變現狀行動時，以美國的實力，不論選擇介入與否都會為增加試圖改變現狀一方的成本。 例如，若台灣推進「台獨」，美國也可以選擇袖手旁觀不予支持，在沒有美國的軍事支援與及兩岸實力不平衡的客觀條件下，台灣被統一就無可避免了，因此台灣也不敢輕率的推動「台獨」。所以從廣義來說，「戰略模糊」除在軍事介入的問題上採模糊處理外，在政治與外交層面上也可以作不說明處理。說白了，美國就是不好意思說明，她不支持兩岸統一。

然而，隨著不斷提升的政治、外交、經濟與軍事力量，大陸在中、美、台三方的力量對比正在動態地變化中，漸漸改變了美國賴以維持「戰略模糊」的基礎。

美國智庫：兩岸的平衡已改變

美國精英圈內就有意見認為，「戰略模糊」已經走到了盡頭。去年9月，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與研究員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就共同在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發表了題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必須毫不含糊》的評論文章，建議打破以往模糊取態，全力支持台灣。

該文章指，「戰略模糊」已不太可能阻止一個越來越自信、軍事能力不斷增強的中國。美國是時候引入一項明確的戰略政策，明確表示美國將對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行動時做出回應。華盛頓可以以符合其「一個中國」政策的方式做出這一改變，並將美中關係的風險降至最低。

今年初，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年度報告《2021 年最值得關注的衝突》中，台灣首次被升至一級風險地區，與朝鮮、阿富汗、伊朗、叙利亞、委內瑞拉同為一級風險地區。

自2016年起，解放軍空軍飛機便不定期繞台飛行。今年6月15日，台「國防部」錄得28架次解放軍飛機飛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是有紀錄以來最多一次。（台「國防部」圖片）

另有意見認為，近年大陸除在軍事上加強統一的準備外，亦增強了在其他方面的對台灣的統一準備，其中包括加大對台灣民主制度的政治鬥爭。

美國空軍戰略研究小組——Checkmate辦公室——的中韓問題專家Eric Chan就於去年9月在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發文指，大陸對台的統戰工作重點，已從過往的在大陸投資設廠的台商，轉移到台灣的地方民間組織、媒體和軍隊，以利於在發動統一戰爭時能在台灣本土製造癱瘓和動亂。

陳續指，「戰略模糊」賴以成功的舊有基礎已不復存在，「如果美國對台灣試圖保持戰略模糊，大陸就可以利用美國害怕台灣提前投降、台灣害怕美國放棄這種恐懼思維，來實現孫子所講『不戰而勝』的格言」。

有些智庫更持激進的想法，認為如如果美國陸軍真的想在太平洋對抗中國軍隊，它需要派出陸軍旅級裝甲戰鬥群（ABCT）長駐到台灣本島。

行政與立法部門也「戰略模糊」進行討論

美國參眾兩院的共和黨議員已連續兩年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法案授權美國總統運用軍力保護台灣，以防大陸「直接攻擊」或「占據台灣實質管轄的領土」——即台、彭、金、馬、太平島、東沙島；法案還特別呼籲美台聯合軍演、美國總統或國務卿應訪問台灣，以及邀請台灣總統赴美國國會演說。但此一明顯要改變美國對台「戰略模糊」的法案，在美國參眾兩院仍未能獲得廣泛共識，均未獲通過。

在最近一個月，對於「戰略模糊」是否繼續奉行，拜登政府官員與國會兩黨議員之間也展開了討論。

6月15日，拜登提名的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候選人丹尼爾・克里滕布林克（Daniel Kritenbrink）在出席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對他的提名而舉行的聽證會時就說到，「我們有責任在各個領域進一步發展與台灣的牢固關係（robust relationship）」。

在聽證會上有議員問及，華盛頓在對台政策上是否應該從長期的「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立場轉變為明確承諾在台受到中國攻擊時保衛台灣。克里滕布林克回應指，美國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在過去幾十年來確保了兩岸的穩定和台灣的安全。他認為，兩岸維持現狀和安全是一個動態的情況。隨著來自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隨著北京對台灣的侵略性和恃強凌弱行為越來越多，美國的反應也必須進行調整（has to be calibrated）。”

今年4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nies）在出席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時則還警告說，中國將認為美國擺脫戰略模糊的舉動是「嚴重破壞穩定」。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看到美國從戰略上的模糊轉變為明確，願意干預台灣突發事件，中國會發現這非常不穩定」。海恩斯補充：「我認為這將鞏固中國的看法，即美國一心要限制中國的崛起，包括通過軍事力量，並可能導致北京在全球範圍內大肆破壞美國的利益」。言下之意，就是擔心改變對台「戰略模糊」而進一步支持台灣，反而令北京覺得核心利益受損，轉而在其他方面挑戰美國的利益作為報復。

7月6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一場網絡研討會上明確表示，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無意改變現狀，華府支持與台灣建立牢固的非官方關係，但不支持台灣「獨立」。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以來，首度明確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7月6日出席亞洲協會舉辦的網絡研討會時的視頻擷圖。

美軍方稱立場未有改變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6月中旬接受國會議員質詢時被問到，中國的戰略目標是否是收回台灣。奧斯汀表示，他「不會不同意」北京的最終目標是完成兩岸統一，但他同時也闡明，「沒有人希望看到台灣現狀的單方面改變」。

奧斯汀向國會表示，將致力根據《與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對台《六項保證》來幫助台灣自衛，這些外交協議及法案定義了美國對大陸、台灣的政策的基礎，也包括了「戰略模糊」和「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在這方面的立場沒有改變。」

出席同一場合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Mark Milley）上將亦認同，台灣依然是大陸的一個核心國家利益，但目前沒有太多的意向或動機去採取軍事手段來實現這個國家利益。米利則強調，雖然美國必須做出政治決定來保護台灣免受大陸入侵，但美軍確實有能力來擊敗入侵。

中美關係需尋找新平衡點

50年前的7月9日，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到訪北京，與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會面。此次密訪促成了翌年的尼克遜訪華，並徹底改變了中美兩國的關係，由朝鮮半島戰爭以來的敵對狀態，轉變為有默契地應對蘇聯的威脅，也重塑了冷戰開始以來的世界的格局。

1971年之後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北京取代台北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位、與美國建交、實行改革開放，二十年後，蘇聯解體了。

在該次密訪結束的三十年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至此，中國可說是完全融入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雖然期間中美的磨擦未有停止，但大體上兩國關係總算向好的方向發展。到2005年，美國更曾提出一個非正式特殊中美關係：G2（Group of 2）概念。不過，自2018年起，兩國維持了50年的良性互動關係似乎一下子就改變了。

華府在2018年之後不斷在貿易、外交、軍事等層面上向北京施加壓力，而近半年則開始加強對台關係來向北京施壓。為什麼美國一改過去50年來處理與中國的關係的大體政策，限於篇幅，筆者不打算在此展開討論，但要指出的是，台灣問題對於整個中美關係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但不是全部。

美對台「戰略模糊」即使將要調整，或者轉變為「戰略明確」也好，只要不改變「一個中國」政策，其實對北京而言義意都不大。北京在過去的二十年裡，不斷強化解放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就是準備好了美國會武力介入中國的統一進程。從北京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對台戰略是明確的，就是兩岸維持分裂的現狀對美國最為有利。從現今中、美、台實力的對比而言，美國不論採取「戰略模糊」還是「戰略明確」，可能只會對台灣的戰略決策產生影響。

隨著中國的實力增強，與美國的差距持續縮小，人們都預期在未來十年之內，中國的GDP將超越美國，而在科技與軍事能力上也追趕得越來越接近美國了。中美關係顯然與50年前完全不相同。

雙方在處理雙邊關係時均需要考慮雙方實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縰觀美國在2018年之後不斷在貿易、外交、軍事等層面上向北京施加的壓力，顯然未能對中國自身的發展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反而是美國國內的問題不斷暴露與激化。

正如國家副主席王岐山7月9日在北京出席基辛格秘密訪華50周年紀念活動時說到，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中國，而在美國自身，美對華戰略要避免形成誤導、誤判之間的惡性循環。只要秉持全人類命運與共的理念，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就不會根本對立、不可調和，就能找到一條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道路。

中美之間確實需要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