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利上積極進取，並不等於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兩者有清晰的分界，正如歐洲有很多國家是福利社會，但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林鄭月娥辭職準備參選特首，她在最後一次以司長身分出席特區政府一個內部研討會時，提出發展香港的「八大願景」。據報道引述，林鄭月娥在會上提到自己並非社會主義者，但認為「香港可以在福利上多做一點，要在福利開支和理財上取得平衡」（《文匯報》1月13日）。

社福政策被認為是本屆政府主要政績之一，時為署理政務司長張建宗1月14日在一個活動上說，過去4年多社福開支增加了55%，「跑贏了政府大市」——此話不通，我想張建宗是想說，社福開支增幅超過了香港 GDP（本地生產總值）的增幅，也超過了其他政策範疇的支出增長幅度。有些不滿政府大搞福利的人經常批評熱中福利的官員是「社會主義者」，但其實西方福利社會出現，主要「功能」之一是抗衡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透過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減少貧富差距、緩和勞資矛盾，保障低下階層的生活——簡單來說，是要紓緩階級對立，以此抗衡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入侵」！

如果要做比較，社會主義強調平等、鼓吹工人階級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鬥爭、否定市場、廢除私有產權、鼓吹集體意識型態；相對之下，香港一向推崇的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維護自由貿易、公平競爭、有限政府、私有產權及自由放任（王于漸教授文章〈福利國家冒起引發的惶恐心理、經濟危機與政治聯盟〉有詳細分析，2014年2月26日，可見其網站）。在回歸前，港英政府的管治有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不注重福利事業，政府角色僅限於提供最基本的社會安全網，「扶貧」工作主要是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協助社會創富從而產生「滴漏效應」，財富由資本家開始向下「滲」，專業人士、小商人、體力勞動者也可得沾經濟成果的好處。到1970年代，情况才開始出現變化。

林鄭月娥是政務官出身，應該受過港英年代自由主義價值觀洗禮。任社會福利署長時，她力推一筆過撥款，又堅持綜緩要按通縮削減，都有「福利不能過濫」的想法。但當推行這些政策時，她的決定都受社福界嚴厲批評，由此觀之，林鄭月娥在主持福利政策時仍然保持謹慎，肯定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搞福利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

未知是否受港英年代的價值觀「長期薰陶」，港人對福利主義向來懷有戒心，一般人仍然認為自食其力是美德，仍然相信階級流動、個人努力可以令未來生活更美好。故此，被標籤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政治上不是好事，這點林鄭月娥應該明白。然而，回歸以來香港的政治經濟生態大變，「獅子山精神」那種「拼搏就能出頭」的信念日益受到質疑，年輕一代相信的就更少。市民對福利的訴求不斷上升，愈來愈多人認為，要照顧港人各種需要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在福利上要「做多啲嘢」。

從政的人，對這些轉變不可能無動於中，本屆政府對社福、勞工和社會保障都許下不少承諾、投入不少資源，然而社福開支雖增加了55%，為何仍然不能減少社會怨氣，或令民眾對政府增多一些好感？按道理，社福、房屋等都是本屆政府的強項，這些都是惠民政策，為何民意對政府的支持仍然一直偏低？社會怨氣更是不減反增！

要找答案，或許要問另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香港搞福利，到底要達到什麼目的？西方福利社會以福利進行財富再分配，拉近貧富，從而達到社會穩定和諧（2008年金融海嘯令情况大變，這是另一個題目），香港是否會走這條路？林鄭月娥的「八大願景」，其中一條是發展多元經濟、創造更多優質職位。政府近期力推創新科技，鼓勵年輕人創業，都是希望能達到「創造更多好工」的目標。然而循創科創業製造更多好工，數量始終有限，而且需時甚久；香港近年增加的，大多是低技術低工資的職位，本地失業率低但工資增長也偏低。要實現港人生活質素改善，如果不利用「財富再分配」的社福政策，很難根本改變香港目前的狀况。換句話說，本屆政府的福利只是小修小補，對於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這些福利措施改善不了他們的生活。

福利政策怎樣搞 考驗特首參選人

福利政策怎樣搞？是否要發揮「財富再分配」的功能？要投入多少公帑？現有財政儲備應否投入更多在社福項目？長遠要不要加稅？這些題目，相信在稍後進行的特首選舉將會是重點辯論的題目。林鄭月娥代表的是「福利派」，曾俊華是傳統的「保守派」，但是在平衡福利和財政穩健上，兩人的分別其實不大。

我不是一個福利主義者，但審時度勢，香港現在的政經環境已經大變，從政者在福利上「放手大幹」，投入更多財政資源，是收買人心穩定社會的最佳方法。40多年前麥理浩的「新政」，主要內容就是一系列福利政策，涵蓋房屋、醫療、教育、殘疾補助、安老服務等等。港英年代的財力跟現在差天共地，當年可以，現在為何不可？福利政策怎樣搞，是考驗特首參選人的一個大課題。

原刊於2017年1月18日《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