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鬧得沸沸騰騰的港鐵沙中綫問題，直接令到港鐵公司管理層再次有多人下台。

管理現結構問題 換高層不治本

已揭發的事件有紅磡站剪短接駁鋼筋、土瓜灣站削減鋼筋、會展站少放支撑物等等。但是，環顧近幾年，包括港鐵以外的大型本港公共工程，此類事件卻是司空見慣：如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底部大型鋼筒飄移、沉降、高鐵超支200億、西九文化藝術區一建18年等等。眾多事件似乎證明港鐵公司是一家管理漏洞百出的公司。

但在另一邊，港鐵公司在海外卻有令人興奮的發展，如在中國大陸、英國、澳洲、瑞典都承包了不少鐵路營運項目，表現完全不像一家管理出現重大漏洞的公司。那到底港鐵在香港的項目營運為甚麼在回歸後一而再出現重大項目管理問題？

而在2014及2015年，因高鐵項目超支延誤而走馬上任的港鐵高層梁國權及黃唯銘，為甚麼不能汲取教訓，再三犯下同一錯誤而最終要像他們的前任行政總裁和工程總監一樣，引咎下台？

政府急促華裔化 欠管治經驗

由此推斷，問題是出自本港大型公共工程的項目管理大環境出現結構性的問題，更換各項目的領導階層並不是對症下藥有效解決問題。面對此問題，筆者有一推斷。

香港經歷了百多年英國殖民統治，在社會上形成了根深柢固的政治倫理秩序，英國宗主國國民皆在各社會組織架構之最上層，並領導殖民地本土華人的政治傳統。在政府與各大型公共企業的組織架構裏，一般華人很少能夠有全權駕馭組織的權力與地位，英國亦以此方式來有效控制殖民地。

但在香港回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憲制背景下，由1997年開始，香港政府的頂層決策組織，經歷了急促的華裔化過程，一個並沒有全權管理香港經驗的純華人管治班子，在基本法及中央政府的監督下，全面接管香港政府各大小事務。可是，其時的香港各個獨立運作和民生息息相關的公共機構，卻沒有相應的憲制壓力去作即時改變，並且在維持社會安定繁榮的前提下，盡量保持原來殖民時期的機構組織與運作方式。

利益群體爭利 工程超支延誤

這種和政府組織改變的落差使得香港某些獨立運作的公共機構出現了類似上世紀「九龍城寨」三不管的情況：原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倫理位階較次的華人政府官員，在管理知識、經驗與地位皆難以有效駕馭各殖民地方式運作之公共機構。

隨着回歸的時間深化，也視乎對民生影響的緩急輕重，在回歸大氣候下絕大部分公共機構都能在特區政府與公眾輿論監督下，有效改變及適應特別行政區之運作。

但在龐大公共工程這一領域，由於利益特別龐大，每每以百億千億計算，及其專業性、複雜性特別高，加上對民生影響的屬性長遠，政府的監察力度與方法能力遠遠不足需求；並且既有權力及利益者也不願輕言放棄其龐大利益。久而久之各大型公共工程在缺乏有效統一領導下紛紛變成如「九龍城寨」一樣的獨立王國，各方利益群體皆盡力混雜其中爭取自身最大利益，終於令各項工程價值飈升，完工延誤，質量下降。

正如當日政府處置「九龍城寨」問題一樣，今日之各大型公共工程超支延誤問題不是能不能解決的問題，而是有沒有決心解決的問題。隨着政府內部政治爭拗減少，施政重點轉移至民生議題，解決此問題只待信心、決心與監管。

原文刊於《香港經濟日報》，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