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吹草動】灣區為國家戰略思路 大香港主義難迎契機?

2019-02-20 12:30:14
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香港輕新聞】國務院18日公布《大灣區規劃綱要》,社會有聲音質疑《綱要》缺乏具體措施,流於「高大空」。有意見認為,應深入了解國家對大灣區整體思路,其中所訂立的時間點有特殊意義,與國家發展「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契合,是故香港未來發展,應納入及配合國家戰略;亦有意見認為,對於《綱要》,建制與民主兩派議員都有所誤判,僅將焦點放諸「龍頭」及人才外流等問題,要突破「大香港主義」的狹隘思維,方能爭取互利共贏。

「被規劃」說不足為奇

《信報》林行止文章表示,香港特區政府並無「規劃」的承傳,而今的「內閣」亦缺乏這類人才,面對主導和統籌此事,「以『規劃』成大業的北京政府,坊間有『香港被規劃』之說,不足為奇」。林行止認為,雖然這是北京給香港「與祖國共同邁向新時代」的機會,然而香港作為一個「通向世界的城市」應保持「獨特」優勢,「沒有政治意識的桎梏和經濟制度的規限,在商言商地與世界溝通、交流,對香港和內地可能更為有利」。

「龍頭」只是自我安慰

林行止指出,昨日外媒報道此事時,「強調北京籌建『大灣區』的目的在『對付(rival)加州矽谷』;美國對『大灣區』起戒心,反證中國的全方位崛起,並非虛言」。林行止認為「兩灣」相爭,可達「雙贏」效果,然而美國實行保護主義而且全力打壓中國,在此形勢下美國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優惠,便可能被終止,此舉對香港和內地均有負面影響。林行止又表示,掌握香港經濟命脈的物業發展者,只以「囤地起樓」為營生,「高瞻遠矚胸懷世界」者僅為少數,對現代化工商業一無所知,故言香港在大灣區的「龍頭地位」,只是自我安慰的想法。

灣區標的重點不在香港

《頭條日報》盧永雄文章認為,對於國務院公布的《大灣區規劃綱要》,「香港人看不慣國內的文件,看到頭痛也不知道重點在哪」。應該先要了解清楚中央對部署「大灣區」整體思路。「大灣區」已與四十年前改革開放,以深圳經濟特區借鑑香港的本質已有不同,未來的標的主要不是香港,而是針對美國矽谷及日本灣區等最先進的創科企業。

應尋找屬於香港的機遇

盧永雄表示,「香港的無論是建制派或者反對派,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都有誤判」。民主派認為中央的規劃代表中央干預了香港,而香港要自主發展;盧永雄認為此質疑在內地官員眼中相當「幼稚可笑」,而灣區九個城市的官員也巴不得香港不在規劃之內。盧永雄建制派則「停留像在四十年前改革開放的思維,想向中央拿政策」,實際上對於國家香港已不是處於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中央有多少特殊政策可以給香港呢」?各界應該大灣區規劃中迎頭趕上,「尋找屬於香港的機遇」。

時間點是具有特定意義

《香港經濟日報》「評.析.天下」高青文章指出,「大灣區規劃中所定的兩個時間點,是有特定的意義」,兩個時間點(2022年、2035年)與「兩個一百年」(2021年、2049年)契合,「換言之,大灣區規劃是成為中國發展戰略重要部分之一」。文章認為,「內地城市對香港的建議不能再用過去『睬你都傻』的態度」;「但另一方面,香港在規劃未來發展時,也必須考慮國家戰略發展需要,不能再自行其是」。

應拋開大香港主義心態

《明報》社評表示,「思考香港前路,應拋開大香港主義又或只看深圳河以南的狹隘心態,與其將焦點放在誰是灣區龍頭,又或擔心本港人才外流,不如爭取互利共贏」。社評認為《綱要》是推動的珠三角「二次改革」,其目標是細緻植入香港在法制和國際化等方面的經驗,「效法香港所長,拉高內地水平,逐步與國際接軌」,社評指《綱要》中的「規劃實施」理念,強調要以「法治化市場化方式」解決大灣區合作發展的問題,背後反映的亦是同樣的一套思路。

【多方觀點】大灣區規劃綱要公布 香港角色定位如何?

【香港輕新聞】國務院18日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建設大灣區訂立明確發展目標,大灣區要在四年內初步成形,2035年邁入成熟期,成為國家乃至全球的重要發展引擎。有意見指出,面對區內發展進入瓶頸,大灣區建設可深化區域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各自優勢應可更上一層樓,符合本港長遠利益;特區政府亦應擺脫過往做法,不能過於被動。亦有意見認為,《綱要》內容只是「新瓶舊酒」;這顯示香港已「被規劃」,面對區內「融合」,擔心「兩制」會受到衝擊。

香港原有產業結構需改變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大公報》發表文章指出,「原來的產業結構只能為香港帶來低經濟增長、愈趨嚴峻的貧富懸殊情況,和有限的能夠滿足年輕人訴求的社會流動機會,凡此種種都對政治和社會穩定甚為不利」。劉兆佳認為,香港因為「全球化」而興,現在卻成為「去全球化」的受害者;中國以「一帶一路」、大灣區建設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主軸的「新全球化」戰略,會讓香港大受其惠。

劉兆佳亦認為,特區政府歷任特首都表明不會盲目依循「經濟不干預」,而是要「有所作為」或「適度有為」,然而實際上政府在推動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和處理社會矛盾時,「仍然是小心謹慎,步步為營,而其理財方針實際上仍沒有擺脫過去的窠臼」。特區政府需要改變過去與內地合作的「散漫」態度,認為參與大灣區建設時,「過去那套香港公帑不應或不能用於內地的財政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又稱「比如說特區政府是否擺脫過去的羈絆,把更多的香港財政和行政資源投放到大灣區來支持香港人在內地的發展、協助香港人處理在內地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資助香港與內地的一些合作項目等」

國家典章改革試驗區

《明報》社評指出,「部分港人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大灣區發展規劃,也許未必習慣,甚至心存疑慮,擔心『被規劃』,然而看待大灣區建設,不應抱有太多意識形態包袱,只要不違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長遠利益和發展需要,香港應當積極參與其中」。社評認為,「大灣區城市則是借助香港之力,完善制度,逐步與國際接軌,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從這一角度而言,大灣區將是國家典章制度走向全面現代化的改革試驗區」。

要打破心理框架所囿

《香港經濟日報》社評認為,面對環球經濟放緩、保護主義抬頭,九市兩特區都面臨不同發展瓶頸,「在遵從一國兩制下,若不能打破心理框框,抗拒經濟合作,九市兩特區都難打破發展瓶頸」,如果區內各城市能互補長短,整體實力都可大幅提升。社評指出,香港的重點主要是金融和創科,是區內乃至全中國最強,合作一旦落實,香港金融服務能全面進入內地,可以「提高區內金融服務水平,惠及民生,更可有效發揮金融的輸血功能,帶動區內實體經濟發展」。

香港法治制度是優勢

《信報》社評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賦予香港一項任重道遠的特殊使命: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反映香港的法治優勢得到國家領導人充分認同」,預料大灣區的經濟行為將以港式法律為模楷,甚至奉作與國際接軌的準繩。社評認為「區內各地政府在相關事宜向法治優勢最顯著的港式標準看齊,毫無疑問是最明智的做法」;法治優勢意義重大,而大灣區成敗得失必繫於此。

綱要只是新瓶舊酒?

《蘋果日報》林海文章認為,《綱要》「細看之下,不難發現這個美麗的鍍金新瓶之中其實裝了不少舊酒」。林海指「整個規劃其實只是八、九十年代廣東改革開放的延伸加強版,對珠三角發展未必有其所描述的那樣突破創新」;例如香港仍舊是被定位為區內的國際金融、航運中心,為中外企業進出廣東提供渠道,深圳則繼續當其創科重鎮,澳門則仍是主打旅遊,與近十多年的發展一脈相承」。

憂慮一國兩制受衝擊

《成報》社評表示,「香港市民普遍認為,綱要提及的發展要項均與自己無關、所述的發展高大空、很遙遠」;意味着「香港特區已經被規劃」,「被融合與內地發展」,「當『人才』、『錢財』、『物流』等互通下,即是代表『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香港人』的身份已沒有了」。憂慮香港的法治制度將被「內地暨食及斷送,甚至直指香港融合內地發展,即給美國一個理由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

要保持香港獨特體制

《星島日報》社評指出,部分人士擔心這會否縮窄香港享有的自主空間,社評認為「內地可以借助本港不同制度形成的金融、專業服務、法律等獨特條件,成為帶動大灣區發展的重要力量」,不會因而削弱「兩制」。因而在大灣區發展當中,「如何保持香港原來的獨特體制與身分認同,在落實融合的過程中,需要小心處理」,「務求大灣區建設帶給港人的龐大正面作用,不會因為未能理順矛盾而打折扣」。

發佈於 多方觀點
By 2019-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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