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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8月19日於《信報》撰文表示,特區政府對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簡稱﹕調委會)會有反彈,多次以「既定機制恒之有效」為由,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令香港社會大惑不解。沈旭暉歸納出三種對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內部的不同想法。沈旭暉指:
沈旭暉認為,基於上述的情況,「是故提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簡稱﹕真委會)的朋友直言,相對溫和、沒有法律後果的『真委會』更容易為政府接受」。沈旭暉表示,「第一及第二種想法是政治判斷,筆者不認同,但起碼明白其邏輯」;而第三種「第三種是事實判斷,但令人不認同也不理解」。沈旭暉指,現在社會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完全指向警方執法」,「也涉及政府、群眾在事件中的角色」;至於所謂的「無先例可援」也非事實,「所謂社會事件皆是可比,也是不可比,關鍵是使用的天秤及準則」。
沈旭暉引述針對北愛爾蘭警察調查、拘捕及審問手法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為例表示,雖然北愛爾蘭的警民關係在八十年代並沒有改善,「民眾對警察濫權仍未感滿意」,「但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總比沒有來得好」;部分建議的落實也有助改善警方執法情況,保障社區民眾的基本權利,不會因成為「疑犯」後一筆勾銷。
沈旭暉指處理社會犯罪及公義時,刑罰學將其粗分為三種理論,包括「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分配式正義觀(distributive justice)」與「修補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應報式正義可體現於一般日常的刑事判決,例如不同罪行有不同的量刑起點,重犯者罪刑加重等等;修補式正義常體現於不同涉及社區案件及權利侵害,例如紐西蘭的《兒童、青年及家庭法案》,以及南非政府處理種族隔離政府後遺症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修補式正義觀有別於應報式正義觀,重點從『受害人』的身份及角度出發,強調公義的目的是要『治療』受害人所受的痛苦,修補社會因事件所造成的永久傷害」。
沈旭暉認為,「修補式正義觀問的重要問題,是何人受傷、什麼原因導致傷害出現、以何種方式可解決導致傷害的成因,如何改善情況令社會重新出發」;「現時本港社會的核心問題,在於同為「受害者」,政府對自身及示威者以不同的正義觀處理」。沈旭暉指,「政府與示威者面對如此的『不對等正義』,正正是今天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之一,也是《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核心問題」。
沈旭暉表示,「如此的雙重標準,不是故意的偷換概念,試圖魚目混珠逃避現政府作為公權力持有人的應有之義;或是盲目的東施效顰,試圖以此代表化為政府伸出的橄欖枝,卻無視獨立調查委員會與真委會根本不是同一種正義觀」。沈旭暉認為湯家驊提出成立一個「並非尋找對錯,分配罪責,而是就矛盾的因由找出和解方案」,只會火上加油;因為「真正的南非案例,涉及整個政體的最根本改變,權力徹底扭轉之下,對基本對錯已有全國共識,才能『和解』」。
沈旭暉指湯家驊提出這建議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其實他要促進南非式『時代革命』,第二是典型的偷換概念」,認為對話假如來自沒有法律效力的「真委會」,只會淪為像是2014年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公關演出,無論有什麼意見,結局很容易被一堆官僚語言推搪過去,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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