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當前反《逃犯條例》的示威運動中，「Be Water」是一句常見口號。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8月23日在《信報》撰文表示，從數據及決策研究而言，「Be Water」的意義，既肯定不同示威之間的獨立性及連貫性，亦決定「和理非」或「勇武」策略，然而前線示威者跟「冷氣軍師」所面對的情景根本不同，對運動方向及策略會得出不同思考及結論。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8月23日在《信報》撰文表示，近來反《逃犯條例》的示威運動，引發群眾運動的大數據研究，本來的小圈子研究氛圍以及新一代面對問題及決策方式亦起變化。沈旭暉引述傳統決策統計學模型指，「決定一個行為（無論是改變版面的按鈕、或是行動升級）有效還是無效，往往是透過A/B測試（A/B Testing）來處理」，「A/B 測試，就是透過隨機將實驗者導入兩個不同的設計環境A和B（多數A是原來的設計，B是加入了新行為的設計），然後比較他們面對設計環境的不同反應，從而了解新設計是否有效改變實驗者的行為」。

上代社科研究視為金科玉律

沈旭暉表示，這種思考模式「被上一代社會科學研究視為金科玉律」，「整個研究的設計，都在於尋找足夠的數據，處理好整套統計模型後，然後比較得出p-value跟alpha，p-value小於alpha，就代表這行為是統計學上有意義的」，決策者會基於決定在統計學上的意義，再將行為放大至整個設計上有無實際意義，從而決定執行行為的價值。

沈旭暉指，假如不斷延長參與實驗人數，或不斷重複實驗次數，「於人數增加，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統計數據；因為次數增加，則可能得出一組不同實驗時期衍生的統計數據」，「這些『新數據』會得出不同p-value，甚至會有p-value大於alpha的情況」，有不少研究指出，假如A/B testing甚至A/A testing的觀察數很大，次數或時數很長，做出錯誤決定的機率（Type I error）可達三成以上。

在現實的生活之中，「我們不可能預期所有事情都如上天安排美好，可以完美執行預先設定的實驗環境；改變行為、引進新設定的成本甚高，因此要中止實驗，以轉換行為及設定，先要理解轉換本身有沒有真正的意義。否則假如轉換後，我們可能要面對高達三成的Type I error」，那末為何要轉換新策略？沈旭暉引述運動中一句常見口號「Be Water」表示，「是勸導示威者要『流動』」，而其意義是在於同時肯定不同示威之間的獨立性及連貫性，亦對於維持「和理非」還是變為「勇武」，又或「勇武」升級還是不升級的決定有影響。

冷氣軍師與示威者情景不同

沈旭暉認為前線示威者跟「冷氣軍師」所面對的情景根本不同，「冷氣軍師」面對的是以整場《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終局，「作為單一社會事件去思考」，從而判定所採取的策略，促成達至「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終局；對他們而言，「民意逆轉」是判斷行為有效與否的準則之一。在「衡量」民意逆轉，「就是以一個單一A/B testing的方面，思考「勇武」行為對民意的影響」。

沈旭暉表示，對前線示威者而言，維持既定策略還是改變策略，以達到更有效得到成果，其思考及衡量標準既是「每次示威」計算，也是與之前的示威所得出的「結果」合流。沈旭暉認為，「除非出現很大的期望落差，例如『佔領機場』及『堵塞港鐵』，否則維持既定策略的『見步行步』方針，不一定是『錯誤決定』，這就是continuous A/B testing」。

沈旭暉指，「世代特別擅長這種決策模式，和生長在android世代、習慣一切皆可以輕易變改，關係密不可分」；「特別是當民意真的如流水，示威者感受到民意變化為常態，單一的下跌不足以影響整個民意大局，維持既定策略的最大好處——減少改變策略的成本，就成為合理化決策的另一個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