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輕新聞】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9月4日在《明報》撰文表示，香港而今形勢是「殘局」，若此關不過，一切向前看的思考都屬徒然。張炳良認為，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於三個方面，包括「一國兩制下的存在主義危機」、「『怕失去』的政治」及「港人治港體制缺乏改革求變動力」，若不肯正視現有「港人治港」體制的缺陷加以改革，特區就難以走出管治死胡同。

解開困局需由政府採取主動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張炳良9月4日在《明報》撰文指，香港當前的形勢是「殘局」，不論政治危機最終以和解還是武力收場，港人和中央當局都面對「一國兩制」能否走下去、可如何走下去的問題。

張炳良認為，「目前與政府處於『對立』的，不止是一小撮的『搞事者』，而是佔較多數的市民」；「當中有反對修例、有不滿政府施政、有批判體制不公、有懷疑「一國兩制」，也有對政治現狀失望甚至絕望的」，要化解危機，需解開大大小小的結，始終需由政府採取主動。

張炳良指在學理上有「4R」——「 回應（Response）、和解（Reconciliation）、檢討（Review）、改革（Reform）四部曲」，然而動亂未止，則難以推動。張炳良認為，激進抗爭者以為憑藉民情再加勇武「攬炒」，訴諸國際便可迫使特區和中央政府屈服，這只是「想當然」，因為任何社會皆存在一個「法紀多數」（law andorder majority），一旦觸及這條民眾底線，民心便移動，而在國際輿論也不會同情暴力升級（註1），當變成暴力革命行動，則中央定必武力進場。

一國兩制下的存在主義危機

張炳良表示，廣大民心不能靠「止暴制亂」爭回，民生經濟問題固然重要，但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諸三個方面。首先是「一國兩制下的存在主義危機」，由於「一國兩制」下的「不自在」，導致某種存在主義危機（existential crisis），在「兩制」之間必然存在張力，特區高度自治與國家中央權力之間需找出平衡點。

張炳良認為，回歸以來，矛盾和張力增加，處理不好「異」與「同」之間的平衡，及內地與香港因歷史及制度因素構成兩地不同的「存在」方式而產生隔閡和認知差別，致雙方容易出現「受威脅」感；而歷任特首政治上皆受困或敗於涉「內」（地）、涉「中」（央）的爭議，「不少市民對內地制度戒心仍重，批判內地有政治市場」。因而「若不理順民心，只重申憲制秩序和全面管治權，效果不彰。應要再思考『一國兩制』的實踐及香港的前途問題」。

身分的迷惘令港人患得患失

由於「香港身分的迷惘，令港人患得患失」，香港身分定位問題自回歸以來一直存在，由文化及價值領域到香港制度與方式，都是港人怕「失去」的潛在焦慮首次走入群眾政治。張炳良認為，「香港身分與國民身分，不必互相排斥，關鍵是如何平衡，港人可既愛港也愛國」，而「本土性各地皆有，但當本土主義演變成為否定內地甚至尋求與國家主體切割的分離主義，必然引來中央的憂慮與強力反應，又若本土抗爭走向勇武（暴力）化，也會令中央以極端角度視之」，因而原來回歸的兼容就無可避免走樣。

治港體制缺乏改革求變動力

張炳良表示，「港人治港體制缺乏改革求變動力」，現行體制凝聚不了社會，亦缺乏改革求變的動力。因為求平穩過渡，「傾斜於延續舊有管治體制和邏輯，輕視回歸帶來無法迴避的人心和社會政治變化」；《基本法》鞏固了由港英殖民地政權繼承過來的行政型政府結構和政策思維，「又同時把既有資本家及精英利益權力分配體制化，以地區直選為本的主流政黨（建制或泛民）卻無機會執政，更遑論培養治港人才」，產生多重結構性落差。

張炳良表示，政府由於以傳統行政型體制，治理政治及利益多元的社會，「以未受民意洗禮只靠中央授權的特首班子」；「『行政主導』有地區民意及功能行業利益為後盾的議會政治」；以「延續及避險為上的行政思維，去應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經濟大環境」。張炳良認為，「政府弱勢，加以行政立法拖拉、失去應有綱紀，經常議而難決，為既得及短期利益所束縛，又指揮不了多數黨派，政策落後於時勢需要，予民不勇於作為之感」。

張炳良認為，「若不肯正視現有「港人治港」體制的缺陷，以為能吏就能治好香港（「港英能，我們為何不能？」），顯然低估了香港本土政治的複雜性」，體制如不改革，「特區就難以走出管治死胡同，不斷內耗，失去昔日敢為敢試的前進都會」。

註1：Peter Hartcher, A message to Hong Kong'sprotesters: there's only one way you can win,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3 September2019。作者乃該報政治及國際編輯，長期批判中共，支持近期香港的抗爭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