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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輕新聞編輯部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9月18日於《明報》撰文表示,內地《新華社》及中央政法委分別指「修例風波背後的深層次根源是房屋問題」,然而「示威者喊得最多的口號其實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最大的焦慮就是「失去香港」,「最大的焦慮和恐懼,是因着國家民族之名,「有一天我們什麼都不能說,什麼都不能做」,「自由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對於年輕人尤其如此」。蔡子強認為房屋問題並不是觸發年輕人以至中產階級上街的最大原因,「示威者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從地產商手中『光復香港』」,最大的焦慮就是「失去香港」。
蔡子強表示,「香港始終早晚要面對『一國一制』(至少意識形態上如此)的問題」,是無法迴避根本問題;「必然會觸發港人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強烈反彈,甚至爆發衝突,這也就是這場『逆權風暴』的『必然性』」。蔡子強表示,「民主的確未必是香港最核心的價值,但自由卻是,過去司法制度是safeguard 每個人自由的一大保障,而《逃犯條例》修例,正正因此觸動了港人最敏惑的神經」,認為當局不應模糊焦點,「甚至斷錯症,落錯藥,以為只要『搞掂』房屋,那就可以正本清源」。
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9月18日在《AM730》撰文表示,「官媒向香港地產商展開國家級輿論攻勢,強調必須解決房屋問題、批評『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港府拓地建屋」,「此舉固然有轉移視線之嫌,惟房屋問題和『地產霸權』一直以來都是香港最主要的深層次矛盾」,「實際上『霸權』的性質早已改變,繼而就連民眾訴求,以至抗爭運動的性質亦隨之改變」。
袁彌昌指,以前人們都傾向將香港房屋問題與政制問題分開看待,後來發現政治寡頭力量與經濟寡頭力量早就連成一氣,形成『政商霸權』」,人們感到經濟貧困和政治權利被剝奪兩者是一種惡性循環;因而逐漸意識到發達社會裡的極端不平等,不單是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個政治問題,「將經濟不平等視作政治平等原則被侵害的結果,令抗爭者普遍將政治訴求置於社會與經濟訴求之上」。袁彌昌表示,在發達社會裡的主要社會力量或不滿人士,亦出現相當的轉變,主要抗爭者已轉為非勞動階級,「取而代之的是『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受擠壓的中產(squeezed middle)和『新窮人』(new poor)」。
中原地產主席施永青9月18日於《AM730》撰文表示,「年輕人埋怨香港樓價與他們的購買力脫節,其實這是大都會常見的現象,非香港獨有」,而「香港住屋用地不足,完全是城市規劃失誤所造成,與土地短缺無關」,「香港自有的土地足以供港人自住」。施永青認為,香港要保持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就沒法避免會吸引非本地的資金來香港投資」,「導致樓價與本地用家的購買力脫節」;「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必須有向本地需要傾斜的政策」。
工商及科技局前局長王永平9月18日在《AM730》撰文表示,「現在政府被反修例風波弄得焦頭爛額,急須找出動亂根源來處理,土地房屋便自然成為首選。況且,在市民對政府信任蕩然無存的情況下,與地產商合作發展如何共享利益,都很難在立法會通過」。王永平認為,「反修例風波的深層次根源不是房屋,而是年輕人對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政府能夠重回正軌,收地發展而不怕觸動既定利益,肯定是件有益民生和符合公義的好事」,「政府也應該下決心處理新界千多頃被預留興建丁屋的土地,毋須又等中央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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